探索毛泽东（1）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湖南湘潭人。1893年12月26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爆发后在起义的新军中当了

半年兵。1914～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毕业前夕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前

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


    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

地工人运动。1923年，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24年国共

合作后，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

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指出农

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


    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

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

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

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他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朱德任军长。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

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对这

个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


    1930年5月，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同年8月，红军第一方面

军成立，任总政治委员。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选为主席。1933年，被补选

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30年底起，同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以王明为

代表的“左”倾路线领导集团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将毛泽东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他们执行不同

的战略和政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1934年10月，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长征途中，1935年1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10月，中共中

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结束长征。12月，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政策。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甘肃境内，先后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同年12

月，同周恩来等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成为由内战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局转换的枢纽。1936

年12月，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夏，写《实践论》和《矛盾论》。


    抗日战争开始后，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努力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

争，建立了许多大块的抗日根据地。这些抗日根据地大部分是在华北山区，但也有的是在河北平原和苏北平

原。1938年10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在抗日战争时 期，

他发表《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1942年，领导全党开展整风

运动，纠正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

合的基本方向，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1943年，领导根据地军民开 展生产运

动，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同年3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1945年，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

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

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战略。毛泽东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

想。他从七届一中全会起至1976年逝世为止，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蒋介石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现实，他提出“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

1945年8月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表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国内和平的愿望。


    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积极防御，集中优势兵

力，各个歼灭敌人。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同周恩来、任弼时转战陕北，指挥西北战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

1947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以他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

大战役和1949年4月渡长江以后的作战，推翻了国民党政府。1949年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作重

要报告，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各项基本政策，号召全党务必保持

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月1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规定了

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0年6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

全会，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同年10月，迫于美国军队攻入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威胁中国东北部的形势，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抗美援朝战争。1950～1952年，在他的领

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其他民主改革，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

运动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1953年，按照他的建议，中共中央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

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他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任职到1959年。


1956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

索。接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

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同年9月，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集中力

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这个方针后来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因而导致了以后的一系列指导工作上的错误和

挫折。1957年2月，他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同年7月，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

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主持

召开庐山会议。他本想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在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后在全党 错

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从1960年冬到1965年，在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初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恢

复和发展。在这期间，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初步纠正了农村工作中和其他方面的“左”的错误。


但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

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

1963～1965年，发动农村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从50年代开始，他领导中共同苏共领导人奉行的大国主义和干涉、控制中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66年，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因受林

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操纵而变得特别狂暴，大大超出了他的预计和他的控制，以至延续十年之久，使中国

许多方面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他领导了粉碎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不让江青、张春桥等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


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和中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并且开始打开对外工作的新

局面，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


    毛泽东在他的晚年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不可争论的功绩远大于他

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仍然受到中国人民的崇敬。中国共产党在他逝世5年以

后，对他的全部革命活动和革命思想以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形式作出了全面的评价。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 主

义在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他的主要著作收入《毛泽东选集》（四卷）、《毛泽东文

集》（八卷）。

毛泽东军事威慑思想介绍
　　


　 毛泽东军事威慑思想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具有丰富的内涵。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


　　1、战略威慑思想。


　　战略威慑思想主要体现在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统一战线思想、"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思想以及发展

尖端武器的思想中。


　　人民战争思想。人民战争，从一般意义上讲，是指人民群众为反抗阶级压迫或民族压迫而组织和武装起来

进行的战争。军事威慑说到底是造势的艺术，是通过人与武器结合所形成的强大的气势给敌人造成心理的震撼

而达到战争目的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人是最主要的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战争为军事威慑提供了一

个有力的前提。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

战争。""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

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首先，毛泽东阐述了人民战争是中国革命一切战略战术的基础。中国革命战争的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

长、作战样式和情况之错综复杂，是世界上所罕见的。这样的战争实践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战术。在战

争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包括军事威慑在内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从根本上说是以人民战争思想作基础

的。毛泽东在1947年12月指出："美国军事人员曾向蒋介石建议这样那样的消灭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并替

蒋介石训练军队，接济军事装备。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蒋介石匪帮的失败。这是因为我们的战略战

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


　　其次，毛泽东阐述了人民战争是中国革命力量产生的基础。人民军队来源于人民，与广大人民群众是鱼水

关系。人民群众的广泛参战，大大增强了革命的力量。毛泽东指出，红军力量的迅速扩大"依靠于广大工农群

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又说："我们去打敌人，最主要的是执行共产党所提出的抗日

救国十大纲领，动员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参加抗战，组织他们，武装他们。这是一个最伟大的力量，只有这个

力量，中国才能打胜仗。"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毛泽东才提出了"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

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的著名论断，并把它

运用于战争实践中。


　　统一战线思想。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在红军创建之前就已经形成，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达到了成

熟，新中国成立后又有了新的发展。它与军事威慑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统一战线作为人民战争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方式方法，直接影响着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的形成，也为

军事威慑的实施创造了前提条件。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需要有主力军，也需要有同盟军，没有同盟

军的军队是打不胜敌人的。"这是因为统一战线使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有了广泛的运用空间，使军事威慑有了

充分的时机和条件。毛泽东在处理具体事情时说过："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的是因为有红军，

其次则是阎锡山与我们合作起来，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这样的游击战争

势必会给敌人造成极大的心理震慑，从而有利于改变极其不利的战争形势。


　　其次，统一战线直接形成了对敌威慑的力量。统一战线所显示出来的威力，影响着敌人的战争决策和战斗

行动。在一般战争条件下，一方要实施军事行动，往往要考虑削减或消除对方联盟所产生的影响。毛泽东在

《矛盾论》中就列举了《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的例子，说明了拆散敌方联盟的重要性。这是因为统一战线

所形成的力量超出了合作各方力量的简单相加，往往会造成敌人在作战行动中的瞻前顾后、踌躇不前，甚至产

生失败的情绪。1924年，国共双方实现了第一次合作，直接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国民革命军所向披靡，北

洋军阀势力闻风丧胆。1936年，当中华民族面临着最严重危机的时候，毛泽东致信国民党，回顾了第一次国共

合作的统一战线对反动派的震慑作用，指明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将产生的威力。他说："诸位先生及国民党全体

党员，还没有忘记上次大革命时两党合作的光荣历史吧，因为有了这个合作，一切民族压迫者与封建压迫者都

在我们面前发起抖来了！那时的民族压迫者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深悉我们的合作会要进到彻底的胜利，会要

使中国得到完全的解放，他们就挑拨离间威迫利诱无所不用其极，而且终于挑动了合作的一方，葬送了这个第

一次的统一战线。……现在全国人民盼望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之心是迫切到了万分，他们相信只有国共的重

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然而，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们，则一

定会又一次地来破坏这种合作，因为他们明显地知道这种合作会要给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们以致命的打

击。"建国以后的统一战线，以维护世界和平的态度为标准，最大限度地团结、争取一切国际和平力量，孤

立、打击最反动的侵略扩张势力，慑止他们企图挑起的战争。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思想。古今中外的战争历史表明，任何时期的任何军队，都懂得军事威慑的重要

性，也都试图在战争中发挥威慑的作用。这就造成了一种状况：一支军队在战争中既要尽可能地对敌方形成军

事威慑，又要防止敌方对己方形成军事威慑。因此，威慑和反威慑就成为存在于战争中的相互依存、相互矛盾

的统一体。


　　在强调军事威慑重要性的同时，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反威慑。在中国革命的大多数时期中，革命军队都处于

敌强我弱的环境中，反威慑的形势比实施威慑显得更加严重和紧迫。毛泽东反复告诫革命军队，要消除对敌人

的恐惧心理，削弱和消除敌人对革命军队的威慑作用，振奋自己的士气，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

法，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利用日军对根据地的压力，趁机制造气势，迫使

中国共产党作出让步。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此次蒋、何、白串通一气，用皓电、调兵、停饷、制造空

气、威胁办事处等等手段，全为吓我让步，并无其他法宝。""我之方针是表面缓和，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

锋相对。"并提醒全党："估计到国际国内各种条件，国民党的反攻进攻及高压政策是要失败的，必无前途的，

因此全党全军必须提高胜利信心，不要为国民党的进攻与高压所吓倒，必须克服可能的悲观情绪。"解放战争

初期，针对党内一些人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存有恐惧心理，毛泽东反复强调军内各级领导要动员全军克服恐惧心

理。他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中说："克服党内一部分同志的恐惧心理，准备持久战争。"随着战争的深入，他告诫

全军高级干部："我军虽在数量上少于敌人几倍，但在战斗力上优于敌人，尤其是在精神上压倒敌人，敌人极怕我们，我们不怕敌人。"


　　1945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指出："美国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1946年7月，他在给

郑位三和李先念的电报中再次强调："整个时局变化于我有利，反动派外强中干,弱点很多。"8月，和美国记者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正式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

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的思想，从战略的高度形象生动地揭露了敌人凶残而虚弱的本质，阐明了正义

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坚定了人民军队必胜的信心，从根本上消除了一些人的恐惧心理，为革命军队实施反威

慑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建国以后，针对国际帝国主义对世界和平带来的严重威胁，毛泽东于1957年11月写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

虎》一文，1958年12月又写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对过去的论述作了补

充和解释。1960年5月，他在和非洲12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和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谈话

时说："实际上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帝国主义每天都宣传它们的力量大，来恐吓我们。"并把这一思想继续在

实践中加以运用，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核威慑的企图。


　　发展尖端武器思想。自从世界上出现了核武器，在军事威慑理论中就有了"核威慑"的概念。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酝酿、制定和实施核威慑战略。

　　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就认识到了核武器是一种常规武器无法比拟的威力极大、破坏性极强的武器。他针

对美国实施核威慑战略，根据世界不断变化的战略格局，提出了在发展常规武器的同时还要发展尖端武器的思

想。他认为，要打破核垄断和核讹诈，保卫国防，必须发展原子能事业，建立独立自主的战略核力量。原子弹

不仅是实施军事威慑与反威慑的重要手段，而且是一个国家军事及综合实力的反映，没有核武器，就无法与国

际敌对势力相抗衡，军事威慑与反威慑就会大打折扣。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决定着手发展我国的原子能事业。1956年4

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

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

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

个东西。"1958年6月，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我还是希望搞一点海军，空军搞得强一点。还有那个

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

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两次，也不是抓四次，而是

抓它七八次。"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有关部门在当年就建立了导弹试验基地和核试验基地。1960年2

月，在苏联撕毁为中国建立核工业提供技术援助协定的情况下，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把大力加强国防工业

建设，特别是尖端技术的科学研究和基本建设规定为我国国防建设的第一项任务，提出要争取在3年内突破尖

端技术这一关，并明确了今后我国国防工业建设的方针：在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的目标下，应以原子

弹、导弹为主，而以导弹为第一，同时注意发展电子技术。60年代初，由于国家经济困难，尖端武器的研制一

度陷入困境。这时，一些人提出尖端武器的研制要下马。毛泽东明确地指示："在科学研究中，对尖端武器的

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在这期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两次谈话中也都讨论了原子

弹问题。


　　毛泽东发展尖端武器的主张，在国际社会中引起普遍的关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此极为惊慌，它

们"害怕中国一旦有了原子弹，就会马上不负责任地使用它"，不得不重新考虑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地位。




　　1964年10月，在国内许多优秀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1967年6月，又成功地

进行了氢弹爆炸试验。同时，中近程导弹和远程导弹的研制也进展顺利。1964年6月，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中

近程导弹试验成功；1966年6月，中国地对地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建立。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独立自主的

战略核力量。


　　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依靠自己的力量，拥有了尖端武器，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核技术的国家之一，其

意义十分重大。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对世界战略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有效地慑止了敌对势力的入侵，

捍卫了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不受侵犯。


　　2、战役、战术威慑思想。


　　军事威慑作为一般的战役和战术手段，主要体现于战争过程和战争结果中。


　　第一，战争过程中的威慑。


　　战争过程是敌对双方利用各种军事手段进行斗争的过程，是作战双方实现战争目的最直接阶段。它包括战

争准备和战争实施。在这一过程中，敌对双方为取得战争的胜利，都要采取各种各样的战略战术手段；为使这

些战略战术手段发挥效能，实施的一方都要力争根据所掌握的敌方情况，作出判断，然后制定周密的计划，采

取隐蔽的行动，以保证作战行动的可靠性和突然性。同时，还要利用各种手段，如制造假象、虚张声势、显示

实力等等，扰乱敌方的视线，使敌方发生错觉，作出错误的判断，以造成有利于己方的形势。特别是在战争中

处于劣势的一方，更注重寻求这样的作战效果。然而在实际中，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和作战双方战略战术意图

的有意隐蔽，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对情况判断往往会出现误差，表面、虚假的情况就会起作用，环境对作战决心

的影响就会增大。这就为军事威慑提供了机会，这正是战争过程中军事威慑能够发生作用的机制。


　　在战争准备阶段实施军事威慑时，敌对双方的目的往往不同。主动进攻的一方一般是通过军事威慑造成对

方的心理压力甚至精神上的崩溃，削减进攻时的抵抗力；被动防御的一方一般是通过军事威慑造成对方的忧虑

甚至恐惧，削减其进攻力或制止战争的发生。这一阶段军事威慑的方法根据威慑对象的不同可分别采取显示实

力、传播战斗决心、宣扬士气等。1940年，毛泽东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发出指示："应

号召我八路全体军队，号召两省（山西和河北--引者）全体人民，坚决打击一切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者，应公

开普遍宣传'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的就是汉奸'，'打倒进攻八路军的汉奸'，'打倒进攻决死队的汉奸'，'打倒

破坏抗日根据地的汉奸'。只有造成全体军民反汉奸、反进攻的热潮，并给实行进攻者以彻底打击，才能停止

那些阴谋家、冒险家的诡计，才能分化他们内部，才能使动摇的军队不敢参加进攻，才能与努力进行军队中统

一战线工作（此工作要十分加紧）作有效的配合。"这种威慑方法，就是通过传播共产党八路军与汉奸以及顽

固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来制止国民党的磨擦，维护统一战线。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以后，毛泽东为遏制可能

再次发生的国民党军队对新四军的袭击，故意公开宣布了新编成的新四军的编制和实力，以及反击顽固势力的

决心。他在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指出："该军在华中及苏南一带者尚有九万余人，虽受日寇和反共军夹击，



必能艰苦奋斗，尽忠民族国家到底。同时，它的兄弟部队八路军各部，决不坐视它陷入夹击，必能采取相当步

骤，予以必要的援助，这是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他们的。"这种显示实力和决心的威慑方法，也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战争实施阶段的军事威慑与战争准备相比要复杂得多。毛泽东在这一阶段的军事威慑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

方面：


　　首先，利用灵活的战术行动实施威慑。毛泽东历来提倡作战中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他认为，中国革命的

作战形式主要有三种，即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这三种形式在不同的时期居于不同的地位，它们的科学运

用和灵活转变本身，则能对敌形成威慑。


　　在革命战争中，由于中国革命的特点，游击战长期在战役和战斗中处于主导地位，在抗日战争中甚至上升

到了战略的高度。因此，毛泽东对游击战本身的威慑作用作了具体的分析。他认为，游击战的威慑作用主要来

源于它的灵活性，即利用灵活多变的方法使敌人产生恐惧。这种方法一方面，能够造成国民党军内部产生"上

级的严令进攻与下级的对红军恐惧的矛盾"；另一方面，"整个的游击根据地、游击区和游击部队，都是兴高采

烈的时候，被敌摧残的地区也逐渐整理，恢复元气。敌占地区内的民众亦十分高兴，到处都传播游击队的声

威。敌人及其走狗汉奸的内部，则一方面发展着恐慌情绪和分化作用，一方面又增加着对于游击队和根据地的

仇恨，加紧地准备着对付游击战争。"有鉴于此，毛泽东把游击战的这种威慑作用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最便

利于瓦解敌人的军队"；二是"最普遍最持久地影响全国的人心，振奋全国的士气"。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

给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的电报中分析道："只要你们能生存，恢复谈判及实行停战是有希望的，因为国民党

对我中原军四处游击深为恐惧。"


　　在毛泽东看来，适时地采用运动战也能够产生威慑效果。他在1936年7月讨论如何对付日军的进攻时指

出："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在解放战

争时期，他也是运用运动战的威力，使敌军丧失"攻击精神"，成为"惊弓之鸟"。


　　阵地战的威慑往往发生在己方实力等于或大于敌方实力时。对此，毛泽东也有认识。平津战役时，他给东

北野战军的指示中主张，充分利用炮火封锁，使敌产生动摇。他说："假如你们能用炮火完全封锁塘沽，使他

感到走投无路，此种方法可能发生更多的效力。"


　　其次，在战役和战斗中通过造势实施威慑。军事威慑的目的之一是要给敌人造成错觉，使其作出错误的判

断。毛泽东认为，在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中，都可以寻找机会，营造一种势，给敌人造成错觉，从而达到

威慑的目的。如何给敌人造成错觉，毛泽东指出："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

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错觉是什么呢？'八公山

上，草木皆兵'，是错觉之一例。'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在优越的民众条件具备，足以封锁消

息时，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因而丧失其优势和主

动。'兵不厌诈'，就是指的这种事情。"


　　在具体的作战形式中，造势的方法各不相同。由于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游击战都处于重要地位，所以在实

践中毛泽东对游击战中的造势问题体会得最为深刻，论述得也最为全面和细致。他认为，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

必须是进攻的，而这种进攻的形式必须是袭击。他说："游击战争是一般地用袭击的形式表现其进攻的。""游

击队的作战，要求集中可能多的兵力，采取秘密和神速的行动，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很快地解决战斗"。正

因为如此，毛泽东在1934年所著的《游击战争》一书中，专门用很大的篇幅来论述袭击问题，并且展开了对袭

击中军事威慑的讨论。他认为，为袭击创造条件的方法很多，其中以造势实施威慑为主要方法之一。在这里他

列举了两种造势办法，其一是"麻痹与迷惑敌人。例如声东击西，忽南忽北，使敌人捉摸不定，因而袭击其一

点。又如派遣游击小队或小组用大游击队署名的标语或布告活动于甲地，而大游击队则实行袭击乙地或丙

地。"其二是"疲劳与恐吓敌人。例如动员民众坚壁清野，使进攻之敌饥疲不堪。又如将游击队分为数起，或派

遣许多游击小组，不时进袭驻止之敌，使之一夕数惊，发生疲劳情绪，然后选择适当之时机袭击之。若敌人虽

多，但素质不良，指挥者懦弱，则散布谣言，虚张声势，以增加其动摇，然后举行袭击。"另外，毛泽东还把

扰乱作为袭击的附属手段，而扰乱过程的本身，就是军事威慑的过程。他说："扰乱是游击战争袭击战术的附

属部分，但也是必要部分，目的在于增加敌人不安，减杀敌人威势，以造成我们消灭敌人或逼退敌人的条件。

其方法如次：（1）在夜间袭击不成功时，则改变其任务为扰乱。高喊口号，大声唱歌，四面打枪，都是方

法。退去之前可散发标语传单于空地上。（2）在配合正规军作战，为了分散敌人兵力使其胶着一地不能增援

其他方向时，亦可采用扰乱方法。此时可将游击队分为若干起，轮番于黄昏、夜半、拂晓等时间，潜至敌人驻

地附近，突然地射击与呐喊，使其惊疑不定，无法增援或迟滞其增援时间。（3）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虚张声

势。其法是在敌人驻地附近多插旗帜，多举烟火，即古人所谓设疑兵的办法。目的或在欺骗敌人，便于我方在

他处之行动，或在恐吓敌人，增加其惊惶心理。"这些方法，在历次反"围剿"战争以及后来的许多战争中都得

到了灵活的运用。

超越时代跨越空间的毛泽东战略思维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和建设新中国的漫长征程中，以无人比肩的深远卓识，运筹帷幄，高瞻明断，一次次化险为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为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为中国社会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屈辱命运，走向解放和独立自主，开辟了道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也改写了历史，像他这样集大革命家、大军事家、大理论家、大战略家、国际政治家以及诗人和书法家于一身的历史巨匠和大成至者，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殊为罕见的。毛泽东的人格魅力、超群智慧和深邃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对中国和世界产生着巨大影响。他在革命和建设历程中思考和筹划中国前途的匠思奇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具有超越时代跨越空间的雄伟想像力，展现了一代巨人的伟大风采。

一、环宇覆盖的磅礴气势

近代以来的中国史，是一部充满痛苦和灾难的屈辱史。清朝末年专制政权的腐败统治，以及外来侵略者的反复蹂躏践踏，使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状态。乱世出英雄，国家的积贫积弱与"三座大山"的深重压迫，激发了一批又一批志士仁人，他们以"以天下为己任"，以改变中国"艰难的国运"和塑造"雄健的国民"为旨归，威武不屈，意志坚强，前仆后继，为中国的前途与命运而殊死奋斗。毛泽东则是他们当中最为耀眼的一个。他在1917年给老师黎锦熙的一封信中，就表达了要探究宇宙之"大本大源"的理想和志向。毛泽东笔下宇宙之"大本大源"，实际上就是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信念，而其途径则要通过"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来达到。毛泽东认为这是"有大气量人"的历史使命，并把此作为自己努力追求的目标。

在领导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过程中，毛泽东也正是这样心存高远，气势磅礴，一往无前。高明的战略家总是善于预测和设计未来，这在毛泽东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如果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称作为旷古未有的、充满惊涛骇浪、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的话，那么，毛泽东无疑就是一位洞悉情节的来龙去脉，从而精心编排剧情的天才总导演。秋收起义失败后，面对革命一时的颓势，是继续在城市搞武装起义还是到农村发展革命力量，毛泽东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尽管当时党内有不少反对声音，但他认准方向，始终坚持这一道路。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选择完全正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所播下的革命火种，终于从井冈山燃遍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武力，中华民族能否抗击日本的侵略、将敌人赶出国门，在当时引起了许多人的疑虑。他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慧眼洞察，指出了抗日战争的四个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提出了"持久战"光辉思想，并合理划分了抗日战争由防御到相持、最后到反攻的三个阶段，指出了胜利的前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再次处在新的转折关头。面对"划江而治"的内外舆论，他坚决"将革命进行到底"；面对"一步到位"建立社会主义的主张，他指出革命应该"两步走"，在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之前，必须先要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把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比喻为上下两篇文章："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不要"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及时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作为大战略家的毛泽东超越一般人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够举重若轻，不仅是站在中国看世界，而且是站在世界看中国。他洞悉世界的发展趋势，也深悟中国革命应采取的战略策略。"西安事变"时，到底怎样处置被抓的蒋介石，一时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内都产生了严重分歧，在危急时刻，他坚决主张保全蒋介石的生命与地位，这种以德报怨、一切着眼于抗日战争大局、从国家民族存亡角度来看待与处理问题的胸襟，令人叹为观止。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美国的全面封锁，他充满自信，谈笑风生。在1957年访问苏联期间，他断言不是西方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美帝国主义不过是纸老虎。1954年他还曾对芬兰首任驻中国大使说：即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来说，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来说，算不了什么。这种玩乾坤于掌上、泰山崩于前面不变色的浩然，又是何等潇洒大气。而1972年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毛泽东见到来访的尼克松时，第一句话就是："台湾是小问题，世界才是大问题"，其气度令尼克松折服。

二、哲史通达的深邃眼光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为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先后设想了一套套富国强兵的方案和采取过许多革新或革命行动。但这些方案和运动一个个都失败了，而只有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才最终获得了成功。毛泽东的成功显然不是偶然的，而有其必然性，他比其他维新和革命者高明的地方，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在于他的那一套指导革命的思想方法，既站在了哲人思维的高峰，又契合了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

毛泽东的战略思维，是在对两种对立思想理论的借鉴和超越中逐步形成并科学化的。纵观近代中国思想发展史，中国社会始终没有摆脱两极化的困惑--或者崇尚西方模式，富裕之地必是真理之邦；或者固守自身的儒家传统，祖宗之法不可违。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这块多难之邦，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运动的两极化困惑才最终解除。而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也经历了一个辩难和求证的曲折过程。有着宏大救国之志的毛泽东，景仰过维新党人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相信过无政府主义，企划过建立"新村"，也倡导过"湖南自治"……，历经艰辛的上下求索，在繁多的主义和各种救国方案中，马克思主义最后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没有理论的革命是无效的革命，革命取得成功，必须有先进的理论导航，"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然而，如果固守本本，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外来的和尚"还是可能会把经念歪的。如何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通贯中国历史，既熟悉过去的中国，更了解现实的中国，也就是懂得中国的国情。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批判地继承中国思想文化遗产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才是中国现代思想理论的最佳轨迹。这条道路为毛泽东所首创， 1935年他在党内明确提出"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真正有了胜利的旗帜。

正是因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同时又熟悉中国国情，毛泽东才表现出了不同凡响的深邃眼光和独特洞察力。毛泽东所提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似乎"离经叛道"，在遭遇重重怀疑和阻力的情况下，他坚持这一选择，实践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农民是中国社会的主体，因此，中国革命要想成功，就必须发动广大民众，重中之重又在于发动农民。毛泽东不遗余力，在广大革命区域开展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广大农民因此被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成了中国革命的最大生力军。



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是想建立起一个超越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新型国家。为了防止历史成败周期率的重演，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进行了战略谋划。1945年7月，针对国民参议会参政员黄炎培提出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兴亡周期率的疑问时，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1944年3月，在郭沫若为纪念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明王朝300周年所作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毛泽东曾写信给郭沫若，说："您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及时向全党提出了务必保持谦虚谨慎，务必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的新的历史任务，并修改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重申和加强革命的纪律性。

毛泽东作为哲学大师，不仅有着高深的哲学造诣，写出了《矛盾论》、《实践论》等杰作，并能够熟练运用辩证思维指导中国革命和战争，而且博古通今，善于从历史成败得失中揭示规律。比如他特别注意和强调中国古代战争中那些以弱胜强的战例和农民战争的成败规律，从前者的研究中，他强调主观指导的正确性是使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的弱军转成优势和主动的基本前提；从后者的研究中，他总结出黄巢、李自成那样的流寇主义，是历代农民起义在军事上失败的重要原因。历史是一面镜子，毛泽东以史为鉴，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也把握了中国革命的航程。

三、把握枢机的高超艺术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面对复杂情况与艰难险阻，总是善于抓住那些关键性环节和稍纵即逝的战机，及时排险解难，转危为安，把握主动，将革命从胜利引向胜利。

毛泽东历来强调从整体出发来考虑问题，强调矛盾的特殊性，强调矛盾的转化。他把革命看作一盘棋，围绕既定的战略目标，把握住战略枢纽，围绕关键问题进行运筹和部署。强调"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在动态的时空背景中发现敌我发展趋势和优劣对比的可能变化，把握 "特殊规律"作用时间的临界点，从失败中看到转机，从胜利中看到危险，从而发挥高度的主观能动性，趋利避害，克敌制胜。

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很好体现了他在进行战略设计时的这一思维特质。这篇著作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十年血战史的经验和教训，抽象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逻辑起点，乃是"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 这一基本判断是毛泽东把中国革命战争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考察的结果，它紧紧把握住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时代特点：中国是一个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敌人强大；红军弱小；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正是建立在对时代特点的准确认知上，毛泽东的战略思维才超越具体表象，深入到了事物内在，看清了中国革命中的不利因素，又看到了革命中化不利为有利的大趋势。

从战略的具体运筹来说，毛泽东战略思维的这种特质，尤其表现在他善于捕捉机遇，适时推进战略转变上。中国革命战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先后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从抗日游击战争向解放战争大规模运动战等多次重大的战略转变。每一次战略转变，都对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产生了重要影响。

战争中的枢机，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人主动创造的结果。毛泽东特别重视从变动中的国际国内条件中发现并创造战略转变的机会。如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前夕，面对国难当头，全国上下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强烈呼吁，毛泽东果断实施"逼蒋抗日"政治战略，使中国主流民意很快被扭转至要求蒋介石停止围剿共产党、而与共产党携手抗日上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合作抗日得以实现，它不仅成为中国国家命运的转机，使中国各派力量终于集合起来共赴国难，同时也为保存党的力量、发展革命力量创造了良好局面。

战略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科学精神要讲究原则与规范，而艺术涵养则体现为汪洋姿肆的想像力和对原则规范的突破。毛泽东作为一个大战略家，一切以国家利益与人类生存需要为基准，敢于超越一切既定原则与框架。在70年代初推动中美和解上，毛泽东再次表现出了他的这一天才战略家素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于美国和西方对中国采取封锁政策，中美两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但到60年代后期以后，随着中苏关系和美苏力量对比的发展变化，尼克松政府的对华政策有了微妙的变动，不再一味与中国敌对，而试图与中国改善关系，加强合作。毛泽东及时洞悉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一迹象，果断把握机遇，呼应尼克松政府的要求，向以前的"敌人"伸出橄榄枝，握手言和，一举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改变了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对我国非常不利的国际政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