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历时30年的走向“市场”的狂欢之后，中国可能正在进入一个前途诡谲的时期。
正如近年已被广泛揭示的那样，在过去30年沸腾的实验中，中国不仅缔造经济史上无与伦比的增长纪录，但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成本。这些成本虽然无法像GDP一样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但却是加诸于中国社会的实实在在的债务。长期以来，这些成本被转移、隐匿起来，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消化，反而跟中国的GDP一样处于高速积累之中。如果说我们在以前更多的是看到并快乐地享受高速增长之红利的话，那么在未来的很多年中，我们将为积累下的巨额债务痛苦地埋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其实正在进入一个还债高峰期。中国经济在2007年所发生的种种诡异症状，其实就是这个债务洪峰即将到来的明确信号。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高速的经济增长一直是政府的主要合法性来源。而对于经历了1980年代末的种种事件风波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进入90年代的中国快速转变成一个彻底的世俗国家，经济增长变成这个世俗国家最新的意识形态。可以说，除了策略性的民族主义之外，经济增长是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官方与民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其他林林种种的利益主体之间所达成的唯一交集与共识。虽未明言，但中国政府与民间却达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默契：政府许诺经济高速增长，而民间许诺放弃其他诉求。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把这看作是邓小平先生所谓“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历史由来。
作为一个嗅觉极其灵敏的老资格政治家，邓小平显然非常精准地把握了中国进入90年代之后的精神脉动。增长不仅成为官方与民间的一种隐性契约，也成为中国官僚系统头上一道紧箍的精神魔咒。在相当程度上，它就是90年代之后，中国官方与民间共同认可的一部隐性“宪法”。
不过，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民间与官方共享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暗含了这样一种协定，那就是：经济增长必定可以带来普遍而且相对平均的福利改进。1990年代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确具有这种特点，这也为经济增长成为一种新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经验基础。然而，经济增长与福利促进的协定，只是一段错觉。事实上，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带来福利的改进，更不会自动将增长红利以一种可以接受的平均程度分配给全体国民，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它甚至可能带来福利损害。而当它作为一种压倒性的政治任务和政治录用标准时，经济增长就可能被中国各级官僚系统推向极端并成为获取政绩的统计数据。不幸的是，中国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增长非常经典地诠释了增长的这种另类意涵。
高增长的廉价密码
1992年的“南巡景气”之后，中国新生的市场经济很快就遭遇了第一次过剩危机，接踵而至的亚洲金融风暴则使危机雪上加霜。急迫之下，从中央到地方，中国各级政府开始全面涉入经济增长并成为经济增长之中最活跃也是最具决定性的角色。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扮演活跃角色的情况还基本上限于沿海地区，但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情况则遍及全国。
虽然没有正式的号召，但考核官员事实上的GDP标准以及地方政府本身的内在利益冲动使全国各级地方政府陷入了一场狂热的GDP竞赛。在中央政府层面，政府主要通过其掌控的财政金融手段来推动经济增长，其中包括积极的财政及宽松的货币，甚至积极的股市政策。而在各级地方层面，则通过其掌握的一切资源疯狂地招商引资，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的招商引资活动中出现得最频繁的，就是中国的官员。
在中国，由于各级政府垄断性地掌握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几乎全部要素和资源(这是中国政府的得天独厚之处)，所以，只要他们愿意，在理论上他们就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在世界范围内吸引最多投资，并生产出世界上最廉价的产品。
事实上，将各种资源及要素价格尽可能地压低至极限以吸引投资(唯一没有被压低的可能是腐败成本)，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超速增长的关键密码。于是我们看到，中国有超低的能源价格、水价格、土地价格(有时候是白送)，超低的环保标准、劳动标准，超高的税收优惠。在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资源理应由于稀缺而具有更高的市场价格，然而中国资源价格却长期维持极低的水平。巨大差价，被政府送给了各类投资者以及其他利益合作者。难怪有人说，在中国抢土地抢生态不仅风险极小，而且收益极大，比抢银行要合算得多。很多人都将中国的投资吸引力归结为所谓劳动力价格的低廉，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劳动力价格只是构成中国优势的因素之一。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实际上也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合谋之下形成的。这个合谋形成的劳动力价格，正是造成中国消费率长期低迷的主要元凶。
权力垄断一向是中国体制的特殊禀赋。与市场经济理论界流行认识所不同的是，这个禀赋并没有阻碍经济增长，反而一直是30年经济高增长最重要的支撑之一。凭借这种禀赋，中国可以通过压低一切需要压低的价格从而在国际投资的竞标中获胜。然而，它的另一面则是人民权利的极端矮化和萎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一个关键秘密实际是：极端廉价的公民权利。也正是这种长期萎靡不振的公民权利，使得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福利效果受到了严重扭曲，使得高增长的成本一再被隐匿、转移，直至积累到难以负荷的地步。
所有这一切，都让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价格及“环境”套利的国际资本欣喜若狂。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实际上成为全球名副其实的投资天堂。在全球套利资本蜂拥而至的情况下，中国的投资想回落恐怕都难。如果说此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国内高投资的话，那么其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则同时为国内及国际两个高投资所支撑。这种高投资所带来的高增长与毛泽东时代的投资颇有几分相似。区别在于，现在的这种高投资多少要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从理论上及经验上看，长期脱离消费的畸高投资必然带来严重过剩，幸运的是，冷战结束之后越来越紧密的经济全球化市场，为中国的这种高投资暂时找到了出路。但条件是：必须低价，甚至是最低价。所以，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本质并不仅仅在于国家塑造了一批大型的垄断企业，而是通过国家力量为所有资本创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套利环境。
在畸高的资本投资的推动下，中国积累了越来越庞大的过剩产能，虽然这种过剩产能通过维持低价在国际市场上暂时找到了出路，但是灾难接踵而至，维持产能所消耗的原材料、资源(除了人力因素之外的几乎一切要素)却立即发生了严重的短缺。
我们大致可以这样图解一下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循环：中国利用国家操纵的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吸引投资(当然也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本身的高投资)，通过最廉价的方式消耗国内资源或者以昂贵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所需资源来维持产能，然后以最低廉的价格在国内及国际两个市场上同时倾销其巨大的产能。我们丝毫也不怀疑中国的高增长，但整体上看，这越来越像一桩赔本的买卖。而赔本的买卖是很难持续的。
必须提醒的是，政府塑造一个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的过程，并不是一个中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了剥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土地、人民的社会保障、劳动阶层的工资都处于被剥夺的可能之中，子孙后代享受正常自然环境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而这些被剥夺的福利通过市场交易的形式被源源不断地馈赠给国内的特殊利益集团以及境外的套利者及消费者(这个过程中的市场交易外表特别具有欺骗性)。这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高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本质。
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中国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已经不再是一个多赢的游戏，而是一个典型的零和博弈。这就是为什么1990年代中期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对经济增长感到疑惑和不耐烦的原因。人们似乎渐渐明白，中国的高增长实际是这样一个怪诞的组合，即：高污染、高消耗、高剥夺，而它的另外一副面孔则是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低消费以及急速扩大的贫富悬殊。在这样一种经济增长中，投资焉有不高之理、消费焉有不低之理？中国民间对经济增长的逐渐祛魅向执政者发出了一个警告：作为政府合法性金字招牌的高速增长可能正在迅速褪色。
不过，这并不是中国真正的麻烦，真正的麻烦在于：中国1990年代中期以来看上去不可一世的竞争力以及建基于此的高增长循环，实际上是一个异常脆弱的平衡。只要条件稍稍改变，这个循环就可能戛然而止。在2007年，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循环发生突然梗阻的强烈信号。其集中表现，就是突如其来的通货膨胀。
当成本开始释放
对于2007年至今这场让人措手不及的通胀，中国经济学家做出的解释已经连篇累牍，但其历史本质，则是长期被隐匿的高增长成本开始逐渐释放的结果，是长期被压抑着的要素、资源、环境等价格从最底线开始反弹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这次通货膨胀并不是一次普通的通胀，而是一次历史的报复。
初看上去，中国这次通胀的诱发因素似乎相当复杂，但追根溯源，仍然是成本回归上升的推动。而所谓成本回归上升，无非是中国国内的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环保及劳动保障标准在不提高则无以为继的基础上略微上涨而已。而且，目前的上涨可能也仅仅只是能够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而环保、资源价格的上升对弥补已经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支持可持续发展则是杯水车薪。
有人将本次通胀归结为境外输入型，意思是说，中国的通胀主要是由于国际市场诸如石油等大宗商品的暴涨所引发的。但仔细分析，结论可能正好相反：不是世界向中国输入通胀，而恰恰是中国的资本投资需求导致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
数据表明，在2006年，中国消耗了世界32%的钢材，25%的铝，23%的铜，30%的锌和18%的镍。在石油方面，随着中国石油进口的大幅提升，世界原油价格开始了一轮令人惊叹的牛市。在2006年的世界新增石油需求中，中国已经占据了31%。此外，当2007年上半年中国首次由煤炭出口国变为煤炭进口国的时候，世界煤炭价格立即在短时间内上涨了近一倍。而由于中国对铁矿石的巨大需求导致澳大利亚矿业劳动力严重不足，以至于出现澳大利亚海军兵员不足的情况。
国际能源机构预测，中国将在2010年以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国，毫无疑问，虽然有其他诸多因素影响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但中国需求的因素，却是世界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最重要的基本面背景之一。今天的中国已然成为标准的大宗商品进口国。中国这种建立在高消耗基础上的高增长模式，引发全球基础原材料及能源价格暴涨实际上只是时间问题。
当中国巨大产能所需要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还可以在国内满足的时候，中国可以通过政府力量强行压低要素、资源、环保等价格，维持商品的低价输出，这就是本世纪初，中国向全球输出通缩的真相(所谓“中国卖什么，什么就跌”)。而当中国的产能日长夜大，国内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远远不足以满足需求的时候，为了维持这个巨大产能，中国就只能向全球购买，从而引发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国外的人力价格、资源价格、环保标准远远超过中国，其成本自然也要远远高于中国，政府既然没有能力像压低国内价格一样压低国际市场的价格，大概就只能忍受通胀之苦了。
以中国潜在经济规模之巨，增长之迅速，“中国需求”(当然不仅仅是中国)引发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还仅仅是开始。在国际金融界，人们将中国需求所引发的大宗商品牛市，称之为“超级周期”。言下之意很明显：这轮牛市可能持续的时间以及上涨的幅度，将大大超出传统智慧的想象。
很显然，中国愈演愈烈的通胀绝非短期因素或一般的周期性因素所引发，而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必然后果，是中国经济早就应该付出的成本。这是一个迟到的幽灵，当它姗姗来迟却又终于来到的时候，它可能预示，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正在迅速奔向其极限。现在，该是发达国家为长期享受中国廉价产品的美好时光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在中国经济增长一路凯歌的表象之下，还有一个比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消耗隐匿得更深的成本，那就是社会分裂的成本。社会分化，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更是其条件。不维持一个庞大的低工资低层，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不能成立，不剥夺农民的土地以及其他弱势阶层的利益，中国所谓的经济交易成本就不足以降低。正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这种内在要求，将中国在极短的时间中，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
无论是是数据还是经验都表明，中国的社会分化程度正愈演愈烈。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在短短30年中瓦解了中国的社会团结，也因此瓦解了社会合作最隐性但却是最重要的信任基础。人民仅仅被一种与经济增长如影相随的虚假幻想扭结在一起。这种幻想向人民许诺：假以时日，每一个人都能够发财致富。这是中国改革从未明言但却不断向全体人民暗示着的一个“中国梦”。可惜的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的确只是一个梦。
健康的经济增长本应是一个巩固社会团结，加强社会认同的过程，很不幸，在中国30年的经济增长尤其1990年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中，中国不仅没有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社会认同，反而加速破坏了原有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
与环境破坏及资源消耗一样，社会团结的瓦解，不会计入任何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也不会计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但它作为一种真实的负债，则随时都可能引发整个经济体系的内爆。从概率上讲，任何经济体都会遇到经济危机。所以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会遇到危机，而是我们在遇到危机的时候，社会是否团结，人民是否能够共度时艰。很多人对韩国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人纷纷捐出自己的金银首饰共度难关的情形记忆犹新，这就是社会认同与社会团结在关键时刻的关键作用。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缘何日本可以历经十多年的经济停滞不至于土崩瓦解，而社会却一片祥和，其中原因并不神秘：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的财富分配非常平衡。如果这种停滞换在今天的中国，不要说十年，就是两年恐怕都无以为继。
如果说以掠夺自然资源和环境为条件的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获得其他国家的资源勉力维持的话，那么以剥夺内部人民为条件的经济增长则肯定会遇到重大挫折。这不仅是因为它造成内部需求的严重萎缩进而阻塞经济循环(内需不足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大的苦恼之一)，更是因为它破坏了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信任环境和抽象资源，而这恰恰是一个社会之所以为社会的基础设施。通货膨胀只是一个经济体系自毁的助燃剂，而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的裂解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燃料。这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的更加深层的含义所在。
屈指算来，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30年，其高昂的成本也积累了30年。30年之后，中国似乎出现了一种奇异的格局：在积累了巨大的对外债权(巨额外汇储备)的同时却也积累了天文数字般的对内债务。常识告诉我们，成本不能无限制地向未来转移，也无法永远隐藏在地毯之下。种种迹象暗示，中国经济增长高昂的成本正在进入集中释放周期——这个曾经被我们强行按进瓶子里的幽灵，正在悄悄从后门回到我们中间。在30年的增长盛宴之后，中国正在进入一个还债周期。
世界工厂的辉煌与挑战
著名导演贾樟柯的获奖电影《三峡好人》里有这样一个情节：麻幺妹拿出16岁女儿在东莞打工的照片，她穿着厂服，站在简陋的工厂大门前面。这不经意的一幕，无意间折射出大部分国人对于东莞的想象：那是“更南的南方”，是一个打工的地方。
但就在这部电影在全国各地影院热播之时，在东莞高歌猛进了近20年的“打工经济”已经疲态毕现，2007年GDP增速首次下降，“民工荒”、“电荒”、“企业外迁”等更成为媒体近几年报道东莞时最常用的字眼，此时的东莞呈现给人们的，更多是一幅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图景：谁都知道原有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但如何转型，转型能否成功，谁的心里也没底。如果旧的产业转了，新的又没有来，东莞将何去何从？
在全国产业梯度转移、各地都热衷于招商引资的背景下，东莞的今天，很可能是很多城市的未来；而东莞的困局，正是今天整个中国实体经济所面临的困局。
《南风窗》记者 赵灵敏 发自东莞
东莞凭什么
如果不是因为东莞的名声在外，全国大概没有多少人能准确读出“莞”字。而东莞这个因为历史上盛产“莞草”而得名的城市，在之前的1000多年里一直默默无闻，它时而属于增城，时而又被称为宝安。直到虎门销烟，东莞才在中国历史上有了一席之地，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虎门是东莞的一部分。
解放初期，东莞属东江行政区管辖。1952年，又属粤中行政区。1956年，属惠阳专区。 1985年，东莞经国务院批准列为珠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同年9月撤县建市；1988年1月升格为地级市，是全国四个不设区的地级市之一，直属广东省管辖。而此时，在成本上升的不断挤压下，香港繁盛了几十年的本土出口加工业已是强弩之末，正迫切需要转移，一线之隔的广东于是成为首选。
然而，在港商可能的一众落脚点里，东莞的条件看起来并无多少突出的地方：东莞虽然也有大量的海外东莞籍乡亲，但比起潮汕、江门的五邑显然相形见绌；东莞本地并无多少工业基础，这一点也比不上顺德、南海，但是，20年后的今天，东莞却成了珠三角经济增长最快的城市，几年前红极一时的顺德模式却陷入了危机。到今天，一提到珠三角的制造业，东莞的IT制造业就成了当然的代表。那么，东莞凭什么？
“东莞的成功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山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李立勋告诉记者，“天时是改革开放和香港的产业转移，地利是濒临香港、深圳，是来往广州、深圳的必经之地，人和则是东莞抓住了机遇，大干快上。”
显然，在这三个因素中，地利的因素更为根本。改革开放和香港产业转移对广东其他地方也同样具备，而这些地方当然也准备“大干快上”。深圳知名民间区域经济观察者金心异就认为，东莞的成功，除了表明了体制优势的不可替代外，又一次证明了地缘优势的一本万利。生存于三座国际性大都市的夹缝中，是东莞城市发展的巨大压力，却是东莞经济成长的难得条件，是其他同类竞争主体无法企及的独特优势。这就不难理解，在广东省内，同样面向香港、接续深圳，在九龙、罗湖到东莞市区、惠州市区直线距离几乎相等的情况下，仅因与广州距离的相对疏远，惠州与东莞虽比邻而居，甚至还曾一度是东莞直接的行政上级的所在地，却永远谱写不出东莞那样的辉煌。
而广、深都誓言要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所以自1990年代初以来，两地的低附加值“三来一补”产业也开始转移，加上此时台湾的电子和IT产业开始转移大陆，这些都成了东莞经济后来超越其他竞争对手而一枝独秀的重要推手。
而广东省在改革开放初期，采取了充分的简政放权的措施，大部分吸引外资的审查政策下放给了各个地级市，使得各个地级市可以因地制宜求发展。而东莞在自己的辖区也克隆了这种模式，把招商引资权全面下放到村镇，村、镇自建工业区和厂房，自行招商引资，产生了“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景象。村镇直接竞争的结果，就是外商投资项目除享受法定的税收优惠政策，还包括不透明的其他优惠政策，其中就有对各种不利于招商引资的法律若明若暗的违反和抵触。东莞厚街镇的一个村干部就告诉记者，过去的十几年，外资在他们那里不但不用交税，环保、劳工方面也放得很宽，有工人投诉一般都会压下来。
自1978年9月15日，全国第一家对外来料加工厂——由原来的虎门太平竹器社改办而成的东莞太平手袋厂正式开工以来至今，东莞在20年间创造了一个奇迹。凭借着地缘优势、全国各地的廉价劳动力和外资提供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东莞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农业县变身为闻名国际的世界工厂，实现了脱胎换骨式的巨变。有一个形象的说法令东莞人欣慰与自得：“不管在世界上什么地方下订单，都在东莞制造。”
2007年，东莞的GDP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3151亿元，占广东全省的1/10。而从1000亿元到2000亿元东莞仅用了3年，从2000亿元到3000亿元仅用了2年。东莞的经济奇迹，是中国近30年经济奇迹最显著和最典型的代表。
转型的压力
东莞经济不仅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为人所津津乐道的 “东莞模式”：由东莞提供土地，或已建成的标准厂房，中国内地四川、湖南、江西等省提供廉价劳动力，外资提供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的要素组合模式，这一模式最大的特点是外科手术式植入的、外资主导的、外向型的，除了土地是自己的，其他都不是自己的。对东莞这样之前没有任何工业基础的地方而言，在一定的时间里采取这样的发展模式也是不得已。
但到了2004年以后，东莞模式开始面临巨大的危机，以致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先是突如其来的“民工荒”。其后，人民币的不断升值、新《劳动合同法》的施行，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的推行等一系列因素，加剧了相当一部分出口加工企业经营上的困难。另外，由于以村为阵，东莞土地的利用效率越来越低，但是却无法加以整合，是典型的“马路经济”。同时，电力和水资源也很紧张。一些地方停电的频率已从以前的“停二开五”上升到“停三开四”。在沙角镇有一家电厂，虽然污染很厉害，但政府也不能让它关闭，只能改良它。如果电厂倒闭了，许多企业也将面临倒闭。
在这一系列因素的推动下，东莞自去年开始出现了让人担忧的企业迁厂或倒闭现象。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封小云告诉记者，各个村镇、行业感受到的压力是不相同的，港资的企业因为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受影响较大，而台资、日韩资本和西方资本则受影响不大。石龙、石碣等电子信息产业重镇，因为聚集着京瓷、柯尼卡等大的电子企业，反应趋淡、波澜不惊。而广东省社科院竞争力评估研究中心主任丁力则估计：“倒闭、迁移或不辞而别的企业大概占10%到20%。”
而对于倒闭、迁厂的现象，李立勋认为不完全是负面的，“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要留下来，那些高污染、附加值低的企业，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淘汰。它们走了，才能给其他产业的发展留出空间。”封小云也认为，一定数量的企业倒闭是正常现象，以前东莞每年也有七八百家企业倒闭，去年达到了1000多家，这是一个必须走的过程。东莞官方的说法也是，这是进行产业升级的大好时机。
如何转型？
随着人民币的进一步升值和宏观环境的进一步收紧，留下来的企业未来是否要迁厂仍是未知数。
其实早在1994年,东莞就开始实施以产业集群升级为目的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提出“三个转变”思想:即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从“数量扩张型”发展向“质量效益型”发展转变；从“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主导型”经济转变。但由于仍有一定资源接纳加工型企业，各种成本仍然很低，原有模式的潜能还没有完全释放，各级政府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阻止企业向东莞的涌进，这次转型可谓无疾而终。
但今天，种种迹象表明东莞的模式已到了不得不改的程度，转型的外在压力已经足够。现在，在东莞最耳熟能详的一个词汇就是“双转型”，即大力推进资源主导型经济转向创新主导型经济、初级城市化社会转向高级城市化社会。显然，这是东莞经济迟早要走的一步。但对于如何实现这种转型，目前显然还没有明确的路径。更现实的问题是，如何面对这一过程中GDP增速的减缓和产业空心化？旧产业、低水平的劳动力离开东莞，新产业、高层次的劳动力从何而来？
在东莞市劳动部门备案的工业企业用工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达60%，具有职业资格等级的技术工人仅占17%。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3月26日在东莞调研时向东莞官员“施压”：“‘减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是东莞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最重要的要求……东莞现在人均经济水平在珠三角地区相对较低，是因为人口多；社会管理压力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则与人口素质不高有关。”
其后不久，东莞市领导在讲话中呼吁通过提高房租来减少低层次的外来人口，这一想法不仅遭到了广大外来人口的抨击，而且也遭到了有户口的本地人的抵制，因为这会减少他们的房租收入，而企业搬迁则会减少厂租，同样会损害他们的利益。
东莞的外来人口据估计有1000万左右，但户籍人口只有大约170万，其中大部分以房租和厂租为生。李立勋就认为，这部分人的生活方式已完全现代化，但生产方式却是原始的地租经济，再加上过分务实的性格，往往对转型持怀疑甚至抵制的态度。丁力则告诉记者，尽管东莞市政府对“双转型”三令五申，但村镇一级大多抱着“新鸟不来，旧鸟不走”的态度，不肯牺牲眼前利益。
东莞厚街镇的一组数据更能说明“三来一补”与当地根深蒂固的利益关系：2007年，厚街镇23个村(社区)村组集体经营性收入112030万元，其中厂房物业租赁收入79935万元，占经营性总收入的比重高达71%。在今年东莞市的两会上，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提出：今后东莞市镇、村两级财政由市财政直接负责，同时将社保等保障推向所有东莞的户籍人口。可是，东莞市镇、村、居民多年形成的利益格局，在眼前还没走向绝境的情况下，市财政能一包了之？
而此时，东莞处于广深之间的传统优势却变成了劣势。从珠三角城市群目前已经形成的产业格局上来看，深圳已经和香港打成一片，两个城市的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物流、金融、高新技术产业已经很有规模；另一端的广州是省会，文化氛围比较浓郁，各类基础设施进步很快。两个城市正叫板新加坡和首尔。在两地已经成为人才和高新技术产业高地的情况下，东莞凭什么与之竞争？
尽管如此，东莞目前还是出现了一些产业转型的新苗头：在以制鞋闻名的厚街镇，除了星罗棋布的鞋厂，也出现了一些鞋类会展业；名家具展从1999年第一届的“初试啼声”，时至今日已“名声远播”，规模从初期的4万平方米扩展到现在的24万平方米，成功跻身继意大利米兰和德国科隆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家具展。中国印刷技术展永久落户厚街。现在每年上规模的工业展近 20 个，厚街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会展名镇”。还有企业则通过购买高新设备，减少人手，以实现升级和转型。
但不管是加工贸易企业转做内销，或建立自己的品牌，都要假以时日才能见效。一个从事生产加工出口多年的工厂，他们的专长是生产，你如何让他们同时兼顾分销网络？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认为，东莞产业转型是艰巨的，不可能马上就实现，真正要达到目标起码需要10年。
“东莞化”的隐忧
转型和升级在东莞已经喊了一段时间，但到底谁才是这一过程的主体，显然还没有定论。
在东莞，由于中小企业普遍缺乏升级的能力，外资特别是世界500强企业的技术水平比较高，所以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会成为转型的推动者。但丁力认为，外资企业是典型的“松脚型”经济，是逐利而动的，哪里有利可图就到那里去，不大可能会费心费力地参与自主创新。封小云也认为，外资是没有忠诚可言的。台湾韩国经济转型成功的经验是，必须培养一批扎根本土的当地企业，他们的属地性决定了他们更有可能和本国经济同甘共苦。外资一般都有自己的研发体系，大多都不在中国，港资企业没有转型的历史，只会搬迁或倒闭；台资企业的设计、研发也都在台湾，在大陆只是制造部门而已。
在此前提下，东莞民营经济(20%左右)的不足会是一个不利因素。东莞政府部门一份权威调查报告显示，2004年，东莞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的企业投入的研发经费只有5亿元，仅占销售收入的0.7%。在东莞全市15300多家外资企业中，在东莞设立研发机构的只有184家，所占的比例为1.2%。其中，投入50万美元以下的有111家，占全部研发机构的60.3%。此外，全市研究人员在500人以上的研发机构只有1家，84.2%的研发机构研究人员在50人以下。
和以“苏南模式”为代表的强政府经济发展模式相比，东莞在过去20年实行的是小政府，最早的时候，缺乏办工业经验的政府没有能力强力掌控经济，到了后来，发现不管也能发展得很好之后，政府也就没有多管。但近几年，为实现转型，东莞政府开始有向强政府靠拢的倾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想方设法驱赶所谓的“低素质人口”和设立松山湖高科技园。
前者的本意是好的，但人的去留归根到底是市场驱动的，在东莞仍存在大量制造业并大量缺工的情况下，一味驱赶打工者，对东莞的经济发展并非好事情。松山湖科技园以优美的环境著称，但园内略显萧条的景象则告诉人们，没有哪个国家的高科技产业的成功是政府组织和策划的结果。丁力就认为，在转型过程中，东莞要切记不要用过去的、过时的模式去解决现在的问题。
就在东莞模式已陷入困境，东莞为了经济转型不断探索和试错但仍不得其门而入时，全国其他地方的“东莞化”模式却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珠江三角洲走向成功的初期，就有不少专家学者对其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以顺德、中山、南海、东莞为代表的“广东四小虎”，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新工业化之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将其称为“珠江模式”。时至今日，“珠江模式”的其他几个都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只有东莞一枝独秀。
而在长三角，苏州原有的工业化努力被台资IT制造业所打断，被人津津乐道的“昆山模式”其实和东莞模式并无本质差别，只是引进的制造业相对环保、高端而已，而这也只是因为昆山比东莞起步晚而已。在全国其他地方，包括武汉、长株潭、成都、重庆、天津这样的新特区，也正急切克隆着“东莞化”这一看起来很美的经济发展模式，而放弃了自主工业化的路径。
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东莞模式”容易迅速见效，只要修了路和厂房，引进了外资，经济增长就指日可待，而自主工业化则费心力而难见效，影响政绩。如果这只是个别地方的选择，还可理解，但当它成为全国各地不约而同的行动时，又是何等可悲！
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离不开宏观政策的引导。与其他国家相反，中国在3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不仅没有保护本国市场尽量面向本土企业开放，反而利用各种手段抑制本土尤其是本土民间企业。这使得本土企业无法充分利用国内市场所给予的宝贵的成长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号称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国，在长达26年的时间中却没有自发生长出一家国际巨头的重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一大批原本实力稍逊的外资企业，利用中国的有利生产体系发展起来，如沃尔玛，它自1999年进入中国，2003年就在500强中排名第一，这与中国制造的廉价成本密不可分；还有康师傅和富士康等，皆是如此。这些企业当然增加了中国的GDP，但要靠它们来实现中国的产业升级，无异于缘木求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