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教师周末卖淫 这究竟是在抽谁的耳光?
　　会员 ok888123 发帖于 职场校园 2007-06-24
　　
　　《南方周末》（06年2月23日）发表了记者傅剑锋一篇题为《平时是天使，周末是魔鬼》的文章。文章说：2002年春节，年仅19岁的乡村女教师徐萍为了筹集三个弟弟高昂的学杂费，同时为偿还父母因经商失败所欠下的债务，不得已，瞒着全家人出去卖身。周一至周五在乡村小学教书，周六和周日毅然去城里卖身。直至两年后因道德上自责以及性病引发病痛才停止卖身生涯。
　　
　　
　　徐萍在清贫的学校宿舍里
　　
　　
　　
　　　　对此，傅剑锋评论说：“诚然，天使变魔鬼的悲剧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的责任，但我认为，主要责任是那位乡村女教师徐萍自己。因为，她的卖身行为完全是她自愿的，不是别人强迫的。没有谁强迫她做小姐，她只是因为需要更多的钱给弟弟读书，就这样一个原因，就让她义无返顾的卖身了，而当时的她才19岁。年轻不懂事是否是一个原因？对个体生命尊严意识的缺失是否是一个原因？对女性价值的无意识贬损是否又一个原因？最主要的，也是几乎所有论者有意或无意忽视的一个原因是：不管女教师家庭因父亲多病、弟弟上学学费昂贵、工资收入微薄等等，归因于一点就是她非常需要钱，但她家及她都非常贫穷，但这也正是我所要追问的：贫穷难道就是卖身的理由？而且，是唯一的理由？”
　　
　　
　　　　傅剑锋此话问得好！徐萍父母有病在身，已经无法通过正常工作赚钱回来。以前贷款买车，因车祸及经营不善欠下一大笔钱。徐萍自己在小学教英语，工资极低不说，每个月还不能按时收到。三个弟弟读书的学杂费（一个在读大学，另一个已考进大学，因付不起学费只好继续再读一年高中，第三个在读高中），由做姐姐的徐萍埋单。徐萍工作没几年，本无积蓄，靠什么埋单？既然埋单的正常渠道看不见，就只好靠非正常手段了。
　　
　　
　　　　我们不用急于讨论卖身赚钱供弟弟上学这事对与否，先来看一看徐萍所处的这个社会大背景如何。我想，如果说卖身是灵魂的堕落、道德的沦丧，那么造成徐萍走上这条不归路的首先应该是贫穷，贫穷才是她罪孽滋生的开始，让她独对良知，一生苦涩，无法回首。
　　
　　
　　　　根据联合国去年8月25日公布的关于“全球发展不均”报告，现在的世界要比十年前更加不平等。具体而言，世界80%的国内生产总值由发达国家的10亿人口掌控；其余的20%由发展中国家的50亿人口分享。联合国统计还发现，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正常指标范围，即贫富差别已进入不合理的状态。基尼系数是一套预警机制，0。4是它的警戒水位，超过0。4，这个国家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中。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994年就超过了警戒线，2005年达到了0。463。拿北京市来说，最富裕的人口所拥有的财富是最贫穷的20%的人口所拥有的财富的11倍。在发达国家，贫富差别一般在5至6倍之间（资料来源于《凤凰周刊》2005年第28期）
　　
　　
　　　　贫富不均、差距越拉越大。富人的财富以几何级在迅猛递增，而弱势群体的人数也在一步步扩大。这无疑是社会机制不合理引发的悲剧，同样也是导致一个贫民女儿道德逆行的原由之一。
　　
　　
　　　　再来看看徐萍所处的这个广大农村又是怎样一种情景呢！农民生活艰辛，长期负担着沉重赋税。赋税分配极为粗放，不认贫富一律按全年收入的5%征收，而且既没有对维持生存的那部分收入的豁免，也没有对生产资料的豁免。近一二十年来县乡各级基层政府还在赋税之外层层加码，摊派多如牛毛的费用。而且这种税不是由专门的税务机构征收，而是动用乡镇干部甚至是警察来代劳。无钱交纳的家庭，手持警棍的一拨人就冲到他们家里，强行牵猪牵牛，扛走粮食，公然夺人生产、生存资料（资料来自《上海证券报》2005年5月28日）。
　　
　　
　　
　　　　这，既是广大农民的耻辱，同时也是社会的耻辱。徐萍及徐萍一家可以说是生活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于贫困线上，她们一家子拿什么来脱贫（不谈致富）？徐萍无法象城市里的教师那样给学生做家教以赚取小把或大把的外快。城市教育与农村教育有着天壤之别，这是中国现行教育制度重心不一的畸形表现。
　　
　　
　　　　现今事实是，比较有限的教育资源都向大城市集中，在大城市中又向极少数的重点学校靠拢。于是这样，高等院校成了富人和权贵的盛宴。教育事业原本负有推进社会公正的使命，现在这事业却种下了朵朵不公正的花卉。城市出身的子弟中拥有本科生和研究生学历的人数分别是农村出身子弟的281倍和323倍，而农民人口又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见关澜女士《公民常识》一书）。
　　
　　
　　　　农民的孩子其实也想上大学，但因为贫穷，只能过早地挑起家庭的经济重担，远离高校这所向往的大门。残酷的现实一次次无情地阉割他们想要得到一份知识、想要做一个现代文化人的美梦。
　　
　　
　　　　傅剑锋在文章中振振有词地说：“贫穷不是罪恶，但依靠卖身来改变贫穷就是一种罪恶。因为，“万恶淫为首”的古训仍然是多数人的道德戒律；因为，卖身违反国家法律。而这位天使魔鬼女教师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不归路，正如“污水定律”一样，她卖身的污水使她当教师的圣洁之水也变得污浊不堪了。她双面人的形象对孩子也是一种道德的玷污，从她选择卖身的第一天起，她就不配当一个天使了，因为，卖身本身就是对圣洁天使的一种讽刺和嘲弄。”
　　
　　
　　徐萍卖身养家，卖身耻辱还是贫穷耻辱？拿傅剑锋的观点来说，一个人可以允许因贫穷而失学，可以允许因失学成为无知之人，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允许为改变贫困而卖身，那样会背离道德准则，灵魂败坏、遭众人吐沫。那是罪恶！
　　
　　
　　　　罪恶！贫穷才是波德莱尔笔下的《恶之花》。贫穷不但是一个人的耻辱，也是这个人罪恶的开始。正如法国作家雨果在《悲惨世界》扉页上所说：“贫穷使男人撩倒，饥饿使女人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
　　
　　
　　
　　　　在中国，小农社会或自然经济社会中，政治、经济、道德三位一体，它的结构关系表现为：道德——政治 ——经济。道德通常与政治联姻，它的地位高于经济地位。你就是贫穷不堪、饿死病死、无关大节。但你要是出格，那就是对道德的背叛。贫穷可以原谅，失足犯罪也可以原谅，唯一不能原谅的就是你对道德的亵渎，而对道德的亵渎就是对政治的亵渎。中国式的政治决定着中国式的道德是怎样的一张脸谱。
　　
　　
　　　　徐萍的遭遇只是中国乡村女教师的一个缩影。我们尽可以用各种语言苛责徐萍人性的堕落，但我们对政治体制中日益增长的危机却视而不见。政治掌控着道德与经济，它才是真正的晴雨表。所以，我们想要痛心疾首解决道德沦丧，首先要解决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贫富不均以及由此滋生的种种耻辱。而要解决经济体制中出现的矛盾又必须先解决政治体制上的危机。唯有这样，大家才能在月光下说风凉话。
　　
　　
　　　　最后，我想提一个观点：妓女，这是文明制度下的一种产物。有文明，便有妓女。妓女其实就是一名性工作者。也许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不过，我要想强调的是：越是指责妓女的人，越是表明其并不了解妓女。在人类的文明史册里，妓女有着无法抹去的浓重一笔。
　　
　　
　　　　既然说通奸与卖淫是对婚姻的补充，那么它就肯定了通奸与卖淫中的男女在性关系发生的过程中与婚姻中的夫妻在过性生活时差不多。也就是说，通奸，尤其是卖淫中的男女两人并不是一见面，就马上脱裤子，上床，干！而是也如婚姻中的夫妻一般，在过性生活时，有那样一个过程。区别仅仅在于：婚姻中的夫妻性生活，以融入了其日常生活之中了，而卖淫嫖娼中的男女则以发生性关系为“终极目标”。前者在时间上被忽略了，而后者在时间上则被强化了，使得当事人和局外人都特别注重到这一点：卖淫就是发生“性关系”！由此，把妓女毒化了，妖魔化了。所以，当人们在谈起妓女时，就会有一种淫秽不堪，难以启齿的感觉。
　
　　　　接下来，便形成了一种荒谬的行而上学的观点：男女只有在婚姻中发生性关系，才识纯洁的，神圣的，合法的，而在此以外，如在卖淫嫖娼中所发生男女性生活则是肮脏的，下流的，非法的，不道德的，甚至还是一种犯罪！

平时是天使 周末是魔鬼”
　　
　　南方周末　 　2006-02-23 14:46:24
　　
　　　　只愿侧面面对镜头的徐萍为了家庭承担了几乎难以想象的痛苦　本报记者麦圈／图
　　
　　 □本报记者　傅剑锋　□实习生　马小六
　　　　
　　　　2006年初的大年除夕夜，23岁的乡村女教师徐萍红了眼圈看着满桌一家人。
　　　　父亲徐恩怀看着女儿显老的脸容，对三个儿子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将来你们日子好过了，一定不能忘记你们的姐姐。”
　　　　这句话勾起了徐萍4年来的酸楚回忆。2002年春节期间，作为长女，她为了筹集弟弟们的学费和偿还家庭的债务而瞒着家人出去卖身。此后周一到周五在乡村教书，周六和周日到城市卖身，直至两年后道德的自责与身体的病疼行将压垮她时才停止了卖身生涯。
　　　　在2005年底，徐萍通过电子邮件将自己的经历告知本报记者，并且在天涯、网易、碧海银沙等论坛上发了帖子。讲述了4年来在亲情与忏悔间挣扎的艰难心路。
　　　　这些帖子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是天使，还是堕落的魔鬼？人性是如何在矛盾中呈现？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作为长女，她所面对的
　　　　几经周折，记者找到了徐萍家。这是中国南方某省一条乡村公路旁的单层红瓦砖板房，白色泡沫塑料箱四处垫放在屋梁下，她的父亲徐恩怀说这是雨天时用来接屋顶漏雨的，家里没有财力修缮日渐老化的屋顶。
　　　　徐恩怀的大儿子正在北方一大城市上大学，两个儿子读高中，三个儿子学费一年至少2万元。第二个儿子在去年其实已考上大学，但考虑到家里供不起两个人上大学，所以他选择了再在高三复读一年，等他的哥哥大学毕业找到工作后再考。学费重负已使他家在2005年欠上了4000余元新债，家中尚有1994年欠的旧债。
　　　　妻子陈蓉讲起了那20万元巨债的由来。1994年，丈夫徐恩怀满怀希望地从本地“农村基金会”里借了14万高利贷买了卡车，夫妻俩跑起了贩运香蕉的生意，但三四年间，高额的管理费和三次车祸，彻底击垮了这个缺乏抗风险能力的农民。他本息合计欠了“基金会”共约20万元。积劳成疾的他还在 1997年被切除了胆囊，后来肝功能也出了问题，不但欠了上万元医药费，而且身体再也不能承受这种高强度工作。
　　　　巨额的债务让不善言说的徐恩怀变得更沉默了。他拖着病体承包了农场种荔枝和香蕉。
　　　　尽管日子艰难，但不识一字的母亲仍然认为，不能让孩子们失学，“你们只有读好了书，才能不再过像我们这样的生活。”到了2000年，徐萍快读完中专时，她的三个弟弟也陆续上了初中与高中。一贫如洗的徐恩怀咬牙以1万元的低价卖掉了那辆14万买进来的货车，交了四个孩子的学费。
　　　　斜靠在母亲身旁的徐萍流泪了，她对记者说，爸妈如果不要他们读书，他们本可以过得好许多，也许像不少同村人一样靠勤劳盖起楼房。“在我们这个村里，只要有普通人家的孩子考上大学，几乎没有不会变得更穷的。”徐萍说。记者对这个村庄的调查也发现，尽管近年大学不断扩招，但这个村考上大学的孩子并没有多起来，近三四年来考上大学本科的只有三四个。受调查的农民们反映，他们不想因为孩子的大学费用而承受超出常理的负担。
　　
　　　　英语教师徐萍过着简朴的生活　本报记者　麦圈／图　
　　　　所以父母的叹息日益成了徐萍“心中永远承受不起的重”。2001年，中专毕业的徐萍当上了一个乡村小学的代课老师。这一年她买了300包榨菜，吃了一个学期，全力省下工资作为三个弟弟的学费。
　　　　在这一年，父亲徐恩怀又一次病倒，却舍不得花钱动手术，只想把钱留作孩子们的学费。但徐萍决心为父亲的手术筹钱。村里一个贪觎上少女徐萍的人传话给她，只要把第一次给他就可以借2000元。“为了爸爸我差点想豁出去了，是姑姑劝住了我并借给我们家治病钱。”徐萍在给记者的来信中回忆。
　　　　2002年春节前，基金会又一次来催债，要让法院来查封他们家的房子。徐萍陷入痛苦中，“那时我特别害怕以后过年时没有房子，大弟弟又读高三了，成绩很好，一定能考上大学。但学费至少要1万以上，怎么办？我压力很大，得不到解脱”。
　　　　一个“阿姨”借机怂恿徐萍去做小姐，她说当时“听不得父母的叹息”，“就瞒着家里人豁出去了”，“我想可能是我前世欠了他们的，所以今世要还债。而且身体是父母给的，我用身体去偿还欠他们的债”。
　　　　在亲情与忏悔间挣扎
　　　　徐萍回忆往事的时候语调冷静，好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她卖身的第一次是和一个不到40岁的男人。在徐萍的记忆中，那天她是在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后，带着赴死的决心走入房间的，“当时，我只是紧闭着双眼，脑子里一片空白，就像个木偶，任人摆布。木偶是不会痛的，但我的心跟着我的身体一起痛。”事后她得到了300元。以后每一次“生意”，她都会深深吸口气，安慰自已：“死就死吧，反正就半个小时。”
　　　　这样的日子被她形容为“周六到周日是魔鬼，周一到周五是天使”。她把攒起来的每一分钱都交给弟弟们交学费。她经常一天就是五角钱的豆腐加五角钱的豆芽，米是家里带来的，一天就消费一元钱。她那时“心很苦，被人鄙视轻蔑，但坚信‘冷的是苦难，暖的是人性’”。
　　　　“当和学生们在一起，我就找回了真实的自己。”徐萍说，她在家访时发现一对十来岁的姐弟，每餐晚饭吃的都是酱油炒饭，因为父母都打工去了，“我很心酸，就给了他们十块钱，叫他们买些榨菜鸡蛋的”。另有一个学生整天光着脚来上课，她在到城市接客的一个周末，为这个孩子买了双鞋。
　　　　到了暑假，她还会陷入深度焦虑中，因为暑假后常常就是三个弟弟将近2万元的学费，而她那时一年的教师工资不吃不喝也不足4000元，所以她在暑假时只得以更频密的卖身给弟弟们筹集学资。
　　　　就在2003年的一次接客中，她遇到了父亲一样年龄的工程师“文”。文同情她的经历，并且爱上了她，每月给她800元，并让她脱离这一行业。文还为她过了21岁的生日，她在蛋糕、红酒、玫瑰和铂金戒指间感动得不知所措：“原来做小姐的人也会拥有爱情，被他爱着宠着疼着感觉好幸福。”
　　　　但在和文相处半年后，她忽然发现自己得了性病，家里的财政依然紧张，这段时间她瞒着文出去接过客。性病是尖锐湿疣，她到医院里做激光治疗，“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下面都被烧焦了，全身都是汗水”。不久文知道了真相，他哭着走了：“徐萍，这次我真的不理你了。”她哭得死去活来，走到充满冬日阳光的街上，却再也“感觉不到温暖，心里冰了”。
　　　　几天后文出乎意料地回来了，给她带来了几支能根治尖锐湿疣的干扰素。治疗过程的痛苦超出了徐萍的想象，“晚上睡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全身好痛，不断地用头撞墙，不断地哭，不断地叫妈，把自己折磨到累了，能够睡着为止。”性病不再复发了，徐萍却悄然离开了一度想娶她的文，“因为我不想伤害他的家庭”，“曾经拥有过值得这辈子去感念的男人就够了”。
　　　　拯救
　　　　她的心被撕裂了，“为不使自已疯掉”，她就到宗教里找慰藉。最初她信了基督教，在牧师的布道声中，常常泪流满面。但她又觉得像她的行为可能会下地狱，所以信了教后反而更害怕。于是她又上“戒淫网”里找解脱痛苦的道理，她希望过内心平静的生活。后来她遇到了一名信佛的网友，被这位佛友“度”了。但当信佛教后，她发现经文里有“六道轮回”一说，她觉得自己的行为是不是会万劫不复，结果陷入更深的苦痛中。后来一位佛友解开了她的心结，他说如果动机是为了家人，就是善的。她终于下定决心 “脱离苦难”，“答应菩萨不会再给陌生人看见我的身体”。
　　　　她只想全心地成为一名正常人，爱她所爱的教师职业，她在日记中表达了这种爱：“能够成为一名老师是我小时候的理想，当时的动机就是为了得到学生所送的卡片和图画……即使每月只有300块钱，住宿条件差，教学条件也差，但看到像天使一样纯真无邪的小学生时，一切的抱怨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2003年底，她参加了公办教师招考，以全市前茅的成绩从一名代课教师转成了公办老师。
　　　　而她读大学的弟弟这时候才知道过去姐姐给他筹学费的真相，他在电话里失声痛哭：“姐姐，你别这样了。你再这样，我就不读书了。”但此后姐弟俩很少直接谈这件事情，到了2005年，在徐萍早已不做小姐之后，有一次弟弟还是用电子邮件有意无意地给姐姐发了一封武汉大学生朱力亚感染艾滋病的新闻。“我知道他在提醒我什么。”徐萍说。
　　　　爱的超度
　　　　2004年5月，徐萍以公办教师的身份被分配到了另一间乡村小学教英语。当2006年记者走进她的宿舍，一眼望见的是靠门的书桌，书桌旁的墙上一侧贴着佛像，另一侧贴满了孩子们童稚的图画，图画中有沉思的小女孩，也有花草与太阳……“我喜欢改作业时看着这些图画，孩子们总是可爱得让人发笑。”徐萍说。
　　　　她还珍藏了许多学生们写来的信与贺卡，一些小纸条则被她仔细地贴在了一张A4纸上。这和她与学生间发生的一个小故事有关。
　　　　2005年9月份，她发现700元／月的工资不再被下发，上级部门答复的原因是她刚好属于要被重新调整教师编制的范围，要等调整后再说工资事宜。她的生活因此陷入困境，“弟弟们的学费怎么办”，“觉得压力太大了”，她想出家去做尼姑。她的想法也被学生们知道了。于是就有了这张A4纸上的学生给老师的千奇百怪的小纸条，“老师，你不要去做尼姑，我们喜欢你”，“我觉得你上我们的英语课好爽，我看见你的笑容，笑得很甜，你平时对我们说话很温柔……”徐萍被学生们打动了：“做尼姑只能解脱自己，而做老师可以造福一大批孩子。”
　　　　此后几个月仍没发工资，她一边向学校借钱一边坚持教课。回家时发现母亲已患上妇科病血崩，血流了一个月，却舍不得花几百元去挂吊针。没有了工资的她“眼睁睁地看着妈妈的血不断向外流，身体不断地干瘪下去”，在一次给五年级学生上课时，她终于无法自控地趴在讲台上抽泣起来。
　　　　11月15日下午，六年级的班主任无意中告诉学生们徐老师已经有两个月没有工资了。学生们就自发决定帮老师渡过难关。傍晚的时候，有两个女同学踩着自行车，拿着一大袋东西交给一脸愕然的徐萍。里面有二十多斤大米，两个橙子一个柑子，两把青菜，一包话梅。放下东西，这两个孩子就踩着车跑了。
　　　　第二天早上，陆陆续续地不断有学生提着东西往徐萍的宿舍里送，有米、青菜、豆角、蕃薯、鸡蛋……她宿舍的一角堆满了学生们送来的东西。
　　　　徐萍流着泪对班上同学说：“老师家里也是种田的，你们不需要拿米给我，至于菜，老师一个人也吃不了多少。真的不需要你们这样做。”说完她深深地鞠了两躬。
　　　　下午的时候，六年级学生又来到徐萍门口，拿出一叠由一元两元纸币叠起来的42块钱，要求她收下，说这是他们班学生的心意。徐萍不肯收：“你们是不是又想把老师弄哭啊，老师真的不需要。”她还告诉孩子们“老师也对不起你们”。因为她在开学时向学生们承诺，平时英语测验成绩90分以上的，老师会掏钱出来买些学习用品奖励他们。第一、二单元测验时，她都兑现了承诺，但后来几个单元，因为她实在是拿不出几十块钱买练习本奖励他们了，而且考取90分的同学也越来越多，“反而却要让你们破费拿米捐钱，真的让老师既开心又痛苦。但老师答应你们，等到时候拿到工资了，我一定会买练习本回来补发给你们的”。学生们哭了。
　　　　事后，徐萍自己贴了4元，拿着共46元给学生们买了几份英语试卷和一盒听力磁带。磁带和学生们送的东西，直到2006年1月份记者前去调查拖欠工资问题时，还放在徐萍的宿舍中。学校的一位主任告诉记者：“我为有这样优秀的老师而感到荣幸，为有这样助人的学生而感动。”
　　　　谁来帮助她？
　　　　12月份她的工资依然没有发下来。相反，镇政府要求每位老师去村民家说服每人交5元农村医疗合作保险，每个老师说服50个，完不成的自己拿250元填上。大约有一个星期，在每天放学后，徐萍和其他老师到村里去做“思想工作”。不少贫困的村民不愿交这笔钱，完不成任务，2006年1月15日老师们为此填交了2100元。
　　　　徐萍在给本报的来信中说：“23岁，对于同龄人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精彩的世界呢？我不曾经历过。23岁的我，不断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轮回……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够把那前三个月的工资要回来，过一些属于正常人的生活。那点钱，是留着给我弟弟读书用的，如果讨不回来，我只能够靠自己的方式去赚钱给我弟弟读书了。但我真的很害怕……那种滋味，比自己用刀来割破身体还要难受……我只想要平静的生活，我只想靠自己的工资去支撑这个家。”
　　　　记者介入调查后发现，不只有欠工资的问题，徐萍在2004年5月份转为公办教师后，拿的仍是300元／月的工资。那时当地政策规定，中专毕业的新进公办老师300元／月，大专400元／月，干满三年才能转正拿700元／月。该市有关官员向记者解释，本市是一个贫困的农业县级市，尤其是近年取消农业税后财政更显困难，财政支出主要靠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为了节省财政，该市目前拿300元／月的代课教师数量仍有1391人。2004年9月份，这项关于公办教师工资的土政策才被取消。徐萍也终于在这一年的9月领到了700元／月。
　　　　但这700元／月的工资也常常不能足额领到。除了每年被摊派上百元的书报费外，仅去年每位教师被要求对建造当地博物馆、生态公园等的捐助就达数百元，镇政府甚至要求教师们在今年捐出一个月的工资填上紧缺的修路款。
　　　　闻知记者到访的市宣传干部称，自从农业税取消后，市里办公共事业难上加难，他作为公务员也经常被要求给公共建设捐钱。另一方面，他也承诺，因调整编制被拖欠的教师工资将以最快速度发下去。果然，这起三个月没有解决的“调整编制问题”在三天内就解决了，徐萍等46位被拖欠工资的老师得到了工资。
　　　　徐萍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正在家里，当时她就哭了。她的大弟弟拉着她的手，眼圈也有些红。但他无法想象两个读高三的弟弟如果今年也考上大学，学费怎么办。 “我是幸福的，因为有最好的姐姐和妈妈，有最好的爸爸和两个很争气的弟弟。”这个年轻人很认真地告诉记者，“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真地很幸运。”
　　　　(编者注：为了保护本报道主人公，此稿隐去了事件发生的地点和主人公及其家人的真实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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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记者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记者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就是这样!

嗨 屁股决定了脑袋

苍天呀！大地！这都是谁的错！难真这都是天使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