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引进"引咎辞职"制度。这不是对"一把手"的苛刻，而是当代政治文明的惯例。从国内外的实践看，引咎辞职通常就是位居高层的官员，当自己所负责的机构发生了问题，虽然自己没有直接责任，但还是要提出辞职以示负责的一种惯例。当然，如果有证据表明"一把手"直接卷入了****问题，那就不是引咎辞职的问题了，而是要撤职查办直至追究刑事责任了。经验证明，我们从来都不缺少类似追究"一把手责任"这样严厉的规定，缺少的往往是把这些规定落到实在处的具体措施。这就使得这些规定往往成为花拳绣腿，实际作用大打折扣。人们常说，社会在转型，政府需再造。现代意义上的政府应该是有限政府、有效政府、服务政府、透明政府、责任政府等等。不管对政府的要求和目标如何定位，我们都可以看出，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应该讲效率，应该有责任意识，应该为人民服务。在政府具体行为的落实过程中，只有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一项制度有效执行的参照标杆，民意与政情才可能通过一些小小的平台实现无缝对接。从这个意义上讲，细节造就现代政府。正如交易成本经济学大师奥利弗•威廉姆森所言："行动在于细节"。
     现代化需要现代政府，现代政府推进现代化。中国告别了"短缺经济"，但并不意味着告别了"短缺社会"，与现代化的经济社会相比，我们在许多供给上过剩的同时，却面临着许多"短缺"：短少信用、短少人才、缺少市场秩序等等。可对于转型时期的政府而言，缓解乃至消除社会"短缺"服务，为政府机关提速应该是其努力的最明确方向；而要实现这一切，就应该从******开始。   
　　提高政府公信力  提高政府公信力就是要求政府部门认真接受群众、舆论和监察机关的监督，严格履行其对社会的承诺，做到执法公正、廉明。各级政府和公务员应当带头严格遵诺守信，廉洁公正和依法行政。

行政问责制   
　　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规定："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职权，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实现权力与责任的统一。依法做到执法有保障、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要赔偿。"非典危机过后，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问责的制度化。《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以及2004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等，都成为目前问责处分的主要依据。这标志着官员问责制正向制度化、法制化方向深入发展。  
　　建设服务型政府  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是提高执政能力的根本目的。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树立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把服务理念落实到政府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坚持以人为本，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使广大人民群众从发展中得到更多实惠；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化解社会矛盾，调节收入分配，切实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  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客观上承担了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积累的任务；当工业化、城市化达到相当程度后，自身积累和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具备了反哺农业、支持农村的能力，这是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成功之道。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应当采取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相应措施，以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   
　　资源开发利用补偿机制和生态环境恢复补偿机制  首先，企业应依法履行环境保护、土地复垦等义务。对不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造成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将依法查处，责令限期整改、达标，并要求企业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补偿；逾期不能达标的，限产或关闭。其次，政府将监督、引导、鼓励资源开发利用企业在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方面加大研发、技改投入，采用先进适用的工艺、技术和设备，并改进管理措施。此外，政府将调整资源性产品与最终产品的比价关系，完善自然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投资责任制
　　主要针对政府投资而言。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家将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职能，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建立政府投资责任追究制度。在政府投资中，工程咨询、投资项目决策、设计、施工、监理等部门和单位，都应有相应的责任约束，对不遵守法律法规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要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和法律责任。

　　为政必修德，这是古今中外成功的为政者都普遍强调并身体力行的必修之课、必用之功、必行之道。这是由为政者的身份与责任决定的，由道德在"为政"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决定的。"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些朴实无华的话语，是我们党和政府强调为政之德的核心。
　　"和谐"是当前最热门的词汇之一。和谐是一种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人际间的联系，有物质利益的，有精神文化的，千姿百态，彼此交织，要使其和谐，道德建设是一条必经之路，为政之德无疑又是道德建设的关键环节。一枝一叶总关情，勿以善小而不为。
　　诚信形象。政府是社会最具公信力的组织，它对社会诚信系统建设具有根本的引导与示范作用。树立诚信的政府形象，首先要使政务公开，只有实行政务公开，才能使政府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只有实行政务公开，才能使政府在管理公共事物过程中保持中立和公正、维护公平竞争的秩序。并以此来营造一种"守信为荣，失信为耻，无信为忧"的社会环境。   
　　服务形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完善，随着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改革政府管理方式，构建服务型政府已成为实现行政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服务型政府借助市场、社会的力量管理国家。既节省了政府开支，又使政府真正实现由"划桨人"向"掌舵人"的转变，实现从部门利益向公共利益的转变，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是政府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时，要彻底根除官本位思想，树立以民为本的意识，由"为民做主"转变为"由民做主"，淡化为官思想，强化职业意识，做人民公仆。  
　　责任形象。所谓责任政府，是指一种政治原则，以及建立在这种政治原则基础上的政府责任制度。政府把老百姓的利益看成是最高点，真正从公共利益出发，善于倾听民众的呼声，了解百姓的疾苦，及时解决公众的实际问题，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感，增强政府的责任心，从而有效的推进政府工作，真正树立起"创新、务实、廉洁、高效"的新形象。
　　高效的法律制度，必须具备"热炉法则"的原则。这样的制度就像烧红的"热炉"，具有警告性---不能摸；必惩性---摸即伤人；即时性---摸着立时被烫伤；公平性---谁摸都一样。反观我们现在一些法律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则很难体现出法律制度应有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企业的犯规或违法行为得不到必然、及时和相当的惩罚，不仅不会使他们收敛所作所为，而且这还将成为一个样板，让更多的企业模仿，使犯规和违法行为越来越多。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应时时刻刻心忧人民、心装人民、情系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殚精竭虑地为群众谋利益，这既是党性要求，也是责任所在，更是群众所需。"一枝一叶总关情"。
　　这些腐败分子违反党性，疏于自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走上了腐化堕落的不归之路，可谓罪有应得，咎由自取。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制度建设尚未充分到位，对党政官员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缺乏过硬的监督制约机制，客观上使得某些掌握一定权力的官员同时也享有了较多的"职务便利"，使得他们有可能、有时甚至轻而易举就能够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这样说并非要为腐败分子开脱，但一些明显属于权力滥用、权力异化的所谓"职务便利"，又的确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腐败的"条件"，这恐怕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更是我们必须痛加反思的。中央领导同志最近一再强调，党的十五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也证明，通过从改革体制、机制、制度入手，从源头上防止权力的不正当运用，是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治本措施。只有加强制度建设，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我们才能从根本上制约官员的"职务便利"，克服少数人权力过分集中又缺乏内部监督，因而得以大搞暗箱*作的弊病，最大限度地杜绝他们个人违规批土地、批货款、批建设工程项目等以权谋私的"机会"。这是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一个新方向，也是我们通过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步伐，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解决腐败问题的希望所在。
　　

节约型社会的建设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培养现代公民意识的过程，反过来说，良好的公民意识，意味着公民对个人与社会和国家关系的准确定位，更意味着公民对国家对社会自觉的责任担当。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因此，建设节约型社会，是中国发展模式的理性选择。在不降低生活质量的前提下，积极参与节约型社会建设，是我们每一个公民的义务。  
　  构建节约型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建章立制，弥补体制、机制以及法律法规等方面的诸多漏洞，还需要政府、企业、社会每一个成员切实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珍惜每一滴水、每一度电、每一份资源。
　　发展循环经济要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并重、把节约放在首位的原则，大力节能、节水、节材，减少资源消耗，全面推行清洁生产，从源头减少污染物的产生。通过不断改进设计，使用清洁能源，采用先进工艺、技术和设备，改善管理、提高质量、延长产品生命周期，减少、避免废物的产生，实现由末端治理向污染预防的转变。  
　　我国企业也要把目光放得更加长远，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走生态型企业发展之路。这是因为，从提高企业竞争力的角度看，企业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能够赢得进一步发展的先机，赢得市场竞争的综合优势。从防范经营风险的角度看，有利于企业少走弯路、减少损失。特别是在环保方面，企业一旦造成污染，不但会面临越来越严厉的经济和法律制裁，而且必将极大地损害企业的声誉。从克服国际贸易中"绿色壁垒"的角度看，发展循环经济可以在资源和能耗相对减少的基础上提高我国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由此可见，消除上述制约，把企业变成生态企业，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实现"自然资源-精细化生产模式-绿色产品-再生资源深加工-绿色产品"的循环，使整个生产经营过程基本上不产生或只产生很少的废弃物，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现在，虽然我们好不容易跳出了唯GDP论的时代，开始追求健康、绿色，但惯性思维，使我们还是愿意把资源优先划拨给那些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大城市。由于经济、文化、教育、医疗资源高度集中于大城市，大城市和小城市吸引力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形成了大都市人口负担过重，环境日趋恶化，小城市因为教育、卫生、文娱资源匮乏而越来越冷清的怪圈。
    随着城市化浪潮，大量农民从逐渐被城市吞噬的农村中"挣脱"出来，流入城市成为劳动力。遗憾的是，尽管强劲的都市扩展足以转瞬间吞没农田与村庄，却未能让城乡落差消融于这种变迁之中。闯进都市的"乡下人"由于户籍、城市管理、从业制度等因素，依然处于从属地位，他们受到歧视和权利被侵犯的问题屡见不鲜。
　　为什么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一部分人却不能或者很少分享到中国经济改革之成果？为什么会出现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现象？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社会在转型的过程中，制度与规则徘徊在计划与市场之间时，相关利益者借助于这种徘徊把计划与市场缺陷揉合在一起，并将此推向极端。也就是说，我们现有的不少制度规则不仅暗含着或依赖着传统计划的阴影，同时又不是社会利益博弈之结果，这就使得以往不少制度规则的利益倾向性十分明显，甚至于只向少数人利益的倾斜。比如，近十年，先是银行业工作人员收益好、工资高，接下来是证券、电信、房地产、电力及煤炭等垄断行业，为什么会这样？政策的偏颇使然。
　　管理科学中有一个"木桶理论"，要增大木桶的容量，最有效的办法是加高桶壁上的短板。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城市化，转移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提高农业的集约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要规划建设好农村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加快改善农村面貌，促进城乡同步发展。
　　中国的改革史，可谓一部中央与地方博弈分权的历史。计划经济的本质是中央集权，改革计划经济，当然要分权，可正如一些专家所言，我们分权实际上走的是"行政性分权"而非"经济性分权"或"市场取向的分权"，即分权是在中央与地方政府而非社会间进行的。这种行政性分权在短时期中的确有调动下级政府积极性的作用，但很快暴露出既损害计划经济所要求的政令统一，又促成"诸侯经济"和地方保护主义.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急剧变迁发展，带来了社会主流道德体系的相对滞后和规约失范，是产生社会诚信危机的历史原因。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当社会发生大的变革、转型的时期，就会产生一定的思想混乱和沦理迷失，导致行为秩序混乱。当前的社会信用缺失现象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的伴生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生道德体系还没有能够马上建立起来，社会的变迁发展与道德规约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反差，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道德历史真空"，造成人们的社会行为失范，从而产生了社会道德危机，诚信危机就是其中一个最基本的表现。所以说，诚信危机问题具有深厚的历史原因，是转型期社会道德问题的历史积淀程度必然爆发的结果之一。
    公司社会责任指公司在谋取自身及其股东最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从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出发，为其他利害关系人履行某方面的社会义务。公司把对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是无可厚非的。在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进程中，公司应对其他利害关系人承担适当的社会义务，这是公司社会责任的本质所在。公司为其他利害关系人应履行的社会义务主要包括:为消费者提供丰富、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广大消费者不同的需求，并维护消费者权益;重视对公司雇员劳动权的保护；同其他竞争者公平竞争并维护市场秩序;保护生态环境;改善社区关系，促进社区发展；关心和赞助慈善事业;促进市场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
　　就具体而言，企业的社会责任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企业对社会所造成影响的责任。企业在为社会生产某种产品或提供某项服务的同时，也在生产或提供一些社会所不需要的副产品，如噪音、高温、垃圾、有毒气体等。尽管这些副产品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无意出现的，但它们的确对社会产生了影响，污染了环境，恶化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因此，企业理所当然地对此承担责任。第二类是企业对社会自身问题的责任。就当前而论，贫困和失业，社会的不公平，失控的人口增长，吸毒和犯罪等正困扰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从理论上讲，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应属于政府的主要任务，但单靠政府的力量是无法解决这些为数众多、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的。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个主要器官，不仅要创造经济价值，而且要创造社会价值，应同社会的其他组织一起设法解决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反过来看，社会存在问题也必然会威胁到企业自身的发展。因而，努力解决社会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企业的另一项社会责任。